国际三港动力煤价格纷纷下行

通过碳市场机制来推动各类技术得到更合理有效的应用。

引导社会资金集中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方面，既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改革金融体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满足小微企业和农户贷款需求，建立以用汇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努力提高资金周转率和使用效益。

研究制定如何利用好外汇储备的专项计划，力求通过鼓励海外投资创造出口需求，降低进口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当前，应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创造出口需求，走出一条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的路子，这也是发达国家近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同时，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应围绕扩大居民消费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革财税体制，对收入水平低的行业实行结构性减税让利，以增加职工收入。相对于过去的协议转让，公开、透明的招拍挂制度无疑是一个进步，对防止土地转让中的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如能形成合力，则事半功倍。当前，为尽快扭转经济增速下降局面，应着重鼓励民间投资。李扬老师提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都是投资驱动型的。

从房价来看，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有1/3的绝对价格在下跌过程中，剩下的2/3成交量也出现了明显的萎缩。2020年靠人为扩大投资稳增长的结果，在2021年下半年已经体现——靠扩大投资稳增长明显缺乏可持续性，且留下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大部分特色小镇空城等诸多隐患，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 扩大投资的确曾经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如果消费在GDP占比超过2/3的历史新阶段，如果我们只擅长扩大投资，只擅长报项目、审批项目、上项目为主的投资驱动体制，不重视、不擅长、不情愿去扩大消费，那么曾经的制度优势，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就会变成我们的决策劣势。受多种因素影响，甚至连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增速也从前些年的两位数增长回落到个位数。从中央和地方财政上来讲，也有巨大的债务压力。

值得警惕的是快速上涨的疯牛不但无助于消费增长，而且一旦崩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打击消费，因此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经济下行，相对于稳消费，在中国政府为什么更倾向于稳投资呢？ 首先，从决策观念上，中国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观念认识，认为只有形成投资项目才看得见、摸得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重下行压力、定调稳增长以来，学界各种建议颇多。为什么两年以后的今天，张军老师对投资驱动的观点有如此变化呢？答案来自实践调研，张军老师说，我最近听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官员说，这几年要预判未来的经济增速，普遍有一个很困惑的地方，因为基建投资无论如何都上不去了，所以从支出方、特别是从投基建投资规模角度来测算GDP增速，实在没有可能不放缓。由于储蓄利率偏高，中国在在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家庭储蓄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储蓄倾向的提高，就意味着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中国的房地产投资2021年下半年也出现了收缩，其原因大部分是中长期因素，比如人口城镇化速度放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滑、房地产金融去杠杆、投机和投资性购房需求的减少等等。

有些超大城市，不仅基础设施投资，连产业规划项目和旧区拆迁改造的高峰期都过去了，能够安排的投资和大型项目已经不多。过去中国经济的确是投资驱动，但现在已经不是投资驱动，将来更不是。新时期在消费占比已经超过65%、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的背景下，只有靠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这不仅仅是短期债务问题影响，而是一个地产黄金时代的结束。

所以后面城镇化的空间在边际上放缓，前些年快的时候每年进城市的人口达到1.6%的城镇化率，现在慢慢放缓到1%以下。如今，我们又受陈旧观念、体制惯性和决策惯性的影响，在走过投资驱动的特定阶段后想继续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来稳增长——这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有可能加重增长动力结构的失衡，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弱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本周读到余永定老师的一篇文章《关于宏观经济的几点看法》，文中旧事重提，认为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职能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绝不限于铁公机这样的老基建，还包含着新基建以及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基础设施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无异于自废武功等等。后基建时代，投资下滑不是短期或周期性因素 2021年下半年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确有投资下滑过快的原因，但是造成中国投资增速下滑主要因素是周期性和短期因素？还是长期性和结构性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的历史时期其实正在成为过去式，按常驻人口的城镇化的比率现在是64%，发达国家最高的也就80%左右，像我们这样的14亿人口的大国能达到70%~75%就相当不错了。

从实践效果来看，疫情之前每次稳增长，中国以稳投资为重点的政策不但见效快，而且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正因为如此，每年数万亿的预算内资金、地方专项债、各级地方土地财政资金主要用来支持扩大投资。稳消费还是稳投资的认知差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决策部门习惯性地把稳投资作为首选。由于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大、需求弹性较低，因此老消费的恢复重在增加居民收入、降息等宏观政策，以及疫情后人员、商品正常流动。人口城镇化放缓无论对房地产还是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都大幅下降。如果不能尽快把政策资源和重点全面转到稳消费的有效措施上来，适当扩张投资也是应有之义。

在执行层面，发改委、财政部貌似没有类似消费司、居民收入促进司这样的执行机构。这种决策观念显然是错误的，在新的发展阶段，那些既不形成最终消费，又不形成现实供给，而是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投资项目，才是所谓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调查失业率等与收入、消费、就业相关的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这是体现新时期经济增长结构特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张军老师和我们来自一线的调研结果很清楚地解释了基建投资下滑的本质原因。

其次，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大部分逆向调节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都是围绕投资展开的，因而形成了从上到下多的一整套决策和执行机制，比如从中央决策部门到国家发改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基础设施发展司，财政部预算司、经济建设司，到地方的经济部门和专业干部团队，有一套科学的围绕选项目、报项目、审批项目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团队。总之，投资很重要，但不可能无视经济发展阶段而永远扩张，如果违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而人为扩大投资，就如同几十年前的大跃进一样，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在我问及文章中能够引用这些观点时，魏加宁先生不仅欣然同意，而且特意补充说投资要靠改革，不能靠刺激。利率越低，在越有利于降低储蓄倾向，提高消费倾向。显然与事实不符：总体来看，中国投资已经难以像过去十年、二十年那样再拉动GDP增长的50%以上，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8年是43.2%，2019年是28.9%,2020年是81.5%,2021年13.7%。利率的变化与消费负相关，利率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储蓄倾向、降低消费倾向。

图1 中国的消费传导路径 股市的慢牛、长牛，也能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因而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稳就业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要途径，因此应该把稳就业、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创业作为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要的长期政策。

2021年四季度，美国GDP增速上升到6.9%，同期中国GDP增速降至4%。在不脱离实际需求和政府财力的前提下，无论是传统基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还是数字新基建等，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

图2 2007年-2020年新增居民存款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从不同类型的消费传导机制来看，要区分老消费和新消费的不同消费弹性从实践效果来看，疫情之前每次稳增长，中国以稳投资为重点的政策不但见效快，而且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

显然与事实不符：总体来看，中国投资已经难以像过去十年、二十年那样再拉动GDP增长的50%以上，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8年是43.2%，2019年是28.9%,2020年是81.5%,2021年13.7%。不久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老师在接受网易研究局的采访中认为，后基建时代的经济跟基建时代的经济是不一样的，增长的来源不一样，增速也不一样，商业周期也不一样，政府的角色肯定也不一样。而同样面对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中低收入者发钱这样的稳消费政策。如今，我们又受陈旧观念、体制惯性和决策惯性的影响，在走过投资驱动的特定阶段后想继续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来稳增长——这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有可能加重增长动力结构的失衡，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弱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后基建时代，从基建项目上来看，各地并没有那么大量的投资需求。最后，决策观念和执行体制改变并非朝夕之间的事，不论是大体量的消费补贴，还是大幅度降息等措施稳增长，都需要决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如何稳消费 消费不仅仅是内生变量，而是与投资一样，是可以影响的。这不仅与张军院长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而且与我的新供给经济学主张相吻合：投资还是靠企业市场主体，政府稳投资的发力点应该是深化放管服和营商环境改革、大力减税降费、全面放松供给约束。

过去中国经济的确是投资驱动，但现在已经不是投资驱动，将来更不是。为什么两年以后的今天，张军老师对投资驱动的观点有如此变化呢？答案来自实践调研，张军老师说，我最近听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官员说，这几年要预判未来的经济增速，普遍有一个很困惑的地方，因为基建投资无论如何都上不去了，所以从支出方、特别是从投基建投资规模角度来测算GDP增速，实在没有可能不放缓。